摘要

美国军方正日益加强与初创企业的合作，这些企业将自身定位为安全技术——尤其是统称人工智能（AI）技术——的核心供应商。随着专注于国防人工智能开发的初创企业影响力不断提升，其自我塑造为权威行为体，并遵循区别于大型防务公司的独特财务逻辑，国际关系（IR）学界亟需对这些相对新兴的行为体展开研究。受国际关系学科中科学技术研究（STS）成果的启发，本文聚焦科技初创企业公开传播的叙事，主张支撑初创企业——尤其是获得风险投资注资的企业——的独特财务逻辑，激励此类行为体参与特定叙事，进而（再）生产与常态化某些关于算法战的愿景。基于对开放获取资料的梳理并结合专家访谈背景分析，本文首先探讨科技初创企业在国防人工智能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勾勒该领域六家美国核心企业图谱；最后，剖析这些初创企业叙事中的核心主题，即将人工智能技术塑造为解决战争复杂性的方案、倡导人工智能发展以威慑美国竞争对手、推动美国国防采办制度改革。文末阐释此类叙事的政策意涵。

1 引言

美国军方与科技产业保持着长达数十年的紧密联系。然而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私营科技公司在国防技术的开发与供应中日益凸显，尤其是那些归入人工智能（AI）总称的技术。这既包括Alphabet/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科技巨头，亦涵盖与美国国防部（DoD）合作的相对新兴行为体：由风险投资注资的初创企业与独角兽企业（估值超10亿美元）[1][2]。专注国防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虽获媒体广泛关注，但在国际关系（IR）学术研究中仍属边缘议题。然而，考察此类企业至关重要：其影响力持续攀升，在人工智能治理辩论中自诩为核心权威参与者，且遵循迥异于其他私营部门行为体的财务逻辑，这驱使其推广特定叙事。

本文通过初步探究六家美国国防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公开叙事，旨在充实关于“自动化、自主化或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军事领域”（即算法战）的学术谱系[3][4]。现有研究多聚焦国家行为体[5]、防务产业[6]或谷歌等科技巨头[7]。本文强调初创企业研究的必要性：这些相对新兴且未被充分探索的行为体之叙事，具有塑造或常态化特定愿景的潜力——关乎人工智能应如何融入军事领域及其治理路径[8]。受国际关系学科中科学技术研究（STS）文献启发，并基于探讨初创企业在军事领域规范性角色的新兴研究[9-11]，本文主张科技初创企业的叙事有助于强化某些亟待批判性审视的算法战愿景。

本文首先论述科技初创企业在国防人工智能开发中日益增长的政治与经济重要性，以及考察此类新兴行为体叙事的意义；其次，绘制六家参与国防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供应的美国核心初创企业图谱；再次，初步分析这些企业代表公开叙事中的核心主题：将人工智能技术塑造为解决战争复杂性的方案、倡导人工智能发展作为美国威慑对手的关键、推动美国国防采办流程改革以优先适配风险投资追求即时收益的逻辑。上述图谱与话语分析基于媒体报道、政策报告及企业官网资料等开放资源，并辅以笔者2024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及线上开展的十次访谈予以情境化。受访者包括智库专家、军事分析师及学术研究者，遴选依据为其对美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专业认知。文中直接引语均获受访者同意匿名引用。

2 科技初创企业在算法战中的角色

承袭国际关系学科中的STS研究路径，本文将技术发展视为非独立于政治社会语境的过程，而是深度嵌入并与之互动[12]。STS视角强调需考察各类行为体如何在叙事中构想与描绘人工智能技术。本文界定“叙事”为赋予语境、行为体、事件——尤其契合本文主旨的技术发展——以意义的文本[13]。参照其他STS启发的研究，叙事具有（再）生产特定“合宜性”标准（涉及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研发、使用与监管）[14]或常态化特定算法战愿景的潜能[15]。

归类为人工智能（常指自动化、自主性、机器学习或其他流程）的技术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军事需求。据部分媒体报道，需求激增已成为“科技防务初创企业的利好”[16]，因其“渴望在各国军队竞相以最新技术升级武库时分一杯羹”[17]。此态势在美国尤为显著：国防部对人工智能技术表现出强烈兴趣，2024至2025财年预计投入16亿美元用于相关项目[18]。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BAE系统及雷神等传统大型防务公司仍居联邦防务承包商首位[19]。然而，小型企业与初创公司在军用人工智能开发中作用日增，包括赢得国防部合同、开展政府合作及吸引巨额风险投资[20]。科技初创企业虽非同质化群体，却在算法战的构想、开发与融资层面持续扩大影响力[21]。

初创企业借势提升影响力，在公开场合及人工智能治理辩论中自塑为“权威”与“合法”参与者[22]。下文提及的六家科技企业代表频繁现身行业会议，受邀出席国会听证会；在《纽约时报》[23]、《华盛顿邮报》[24]发表评论文章；进行TED演讲[25]；接受Netflix纪录片访谈[26]。此类行为体常被描绘为人工智能领域专业知识的提供者。但STS研究指出，提供技术专长绝非中立行为：其深植于政治知识生产过程[27]。因此，初创企业的叙事应被置于政治语境中分析，尤其因其可能（再）生产关于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研发、使用与监管的规范性愿景。

初创企业——尤其是获风险投资注资者——遵循不同于成熟防务产业行为体的逻辑。风险投资逻辑强调投资者获取高额短期回报，旨在寻找“处于初创或发展阶段、具备显著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28]。其核心特征在于追求初创企业估值短期飙升而非长期盈利[29]，这驱动企业以叙事作为营销策略：在起步阶段极力渲染技术产品的颠覆性创新与应用前景，宣扬其“颠覆防务市场”的潜力[30]，践行硅谷“快速行动，打破陈规”的信条[31]。初创企业代表通过叙事赋予人工智能技术特定意义，实为吸引风险资本的关键手段。

鉴于科技初创企业在国防人工智能技术供应中影响力日增，在辩论中自诩权威专家，且遵循异于传统防务公司的逻辑，国际关系学界应对其作为“激进营销策略”[32]组成部分的叙事展开批判性审视。诚如施瓦茨所言：“若缺乏对这类新兴行为体目标、利益与逻辑的审视，我们将错失有效治理军事人工智能的关键拼图”[33]。为推进此项审视，本文简要勾勒美国国防人工智能领域核心行为体图谱，继而分析其代表公开叙事中的核心主题。

3 美国国防人工智能领域核心初创企业图谱

本节绘制六家开发国防人工智能技术的美国核心行为体图谱（表1）。遴选依据包括对媒体报道、政策报告及智库文献的系统梳理，以及对熟悉美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专家访谈。首家行为体为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科技（Palantir Technologies）——本文提及企业中目前唯一上市公司。其名称源自《魔戒》中的真知晶石，主营分析程序，可解析多源数据流中的模式[34]。该公司长期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执法、监控、情报与防务平台[35][36]。第二家核心企业是安德瑞尔工业（Anduril Industries），得名于《魔戒》圣剑，明确自定位为防务公司，获多家风投注资。其业务重心为软件（尤以其操作系统Lattice为核心）及无人机等自主系统[37][38][39]。

第三家企业Scale AI提供数据标注所需的人力与软件，这对训练各类应用场景的人工智能模型至关重要[40][41]。2023年，该公司发布军事决策支持平台Donovan，自称“国家安全领域的人工智能数字参谋”[42]。据报道，该公司为国防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提供评估大语言模型的框架，并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潜力[43][44]。第四家核心初创企业Shield AI专注开发提升无人载具自主水平的软件，主打产品Nova自主无人机可执行情报、监视、侦察及建筑物内清剿任务——后者通常由美军作战部队在反恐行动中承担[45][46]。媒体报道与研究访谈提及的第五家初创企业是Rebellion Defense，其名致敬《星球大战》反抗联盟，核心产品包括自动化网络安全软件Rebellion Nova与决策支持系统Iris[47][48]。第六家关键行为体为无人机开发商Skydio，其生产的集成人工智能与自主技术的无人机服务于包括国防在内的多元领域[49][50]。

除上述六家企业外，开发国防人工智能技术的初创生态系统持续扩张，涵盖Autonodyne、Clearview AI、Epirus、EpiSci、HawkEye 360、Primer.AI及Vannevar Labs等公司。该生态系统由能力各异、获投资力度不等、地域分布超越硅谷的行为体构成。正如一位专家所述，各初创企业“工作风格与文化特质迥异”，既区别于大型防务公司，彼此间亦存在差异（访谈，华盛顿特区，2024年4月18日）。但所有行为体均致力于提升估值、获取风险投资，尤为关键的是赢得美国政府合同，向国防部及其他机构供应系统。为此，其代表通过调动人脉网络、游说政策制定者及传播特定国防人工智能叙事，扮演政治规范性角色[51]。

表1. 美国国防人工智能开发领域核心初创企业

名称	现任CEO	创始人	创立年份	估值（年份）
Anduril	Brian Schimpf	Palmer Luckey, Trae Stephens, Matt Grimm, Joe Chen, Brian Schimpf	2017	140亿美元（2024）
Palantir	Alexander Karp	Alexander Karp, Stephen Cohen, Nathan Gettings, Joe Lonsdale, Peter Thiel	2003	970亿美元（2024）
Rebellion Defense	Ben FitzGerald	Chris Lynch, Nicole Camarillo, Oliver Lewis	2019	12亿美元（2023）
Scale AI	Alexandr Wang	Alexander Wang, Lucy Guo	2016	140亿美元（2024）
Shield AI	Ryan Tseng	Ryan Tseng, Brandon Tseng, Andrew Reiter	2015	28亿美元（2023）
Skydio	Adam Bry	Adam Bry, Abraham Bachrach, Matt Donahoe	2014	22亿美元（2023）

4 初创企业叙事核心主题探析

本节探究上述初创企业代表公开叙事中的核心主题。笔者通过媒体报道、新闻稿及企业宣传材料收集叙事素材，并结合对美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专家的访谈进行情境化分析。本研究存在局限，尤其因叙事属营销策略组成部分，难以呈现全貌。但聚焦公开叙事恰具价值：其作为“炒作”企业产品的工具，折射出这些安全防务领域新兴行为体所（再）生产的算法战愿景。

首个识别主题为：将人工智能开发塑造为可“修复”[52]战争这一复杂、混沌且深具政治性现象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并提升其“精确性”[53][54]。初创企业代表在叙事中宣称，人工智能技术可“穿透战争迷雾”，为军事指挥官提供态势感知，辅助其实现更迅捷高效的打击决策[55][56]。Shield AI联合创始人Brandon Tseng断言：“战场上单兵有效控制单元的数量不存在技术瓶颈”[57]。帕兰提尔首席技术官Shyam Sankar表示，人工智能“助您在现有核心业务中表现大幅跃升。军事语境下，这指向目标锁定”[58]。安德瑞尔创始人Palmer Luckey则声称：

“五十年后，海洋将透明，天空将透明。我们将知晓每艘潜艇、每架飞机的方位……届时胜负将取决于：谁能制造足够数量的装备压倒对手。”[59]

Luckey末句同时揭示叙事中第二主题：美国必须领先于竞争对手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初创企业代表强调，一场持续的竞争中，美国的地位取决于人工智能的持续创新、开发与部署，故不应受官僚程序或监管辩论掣肘。如帕兰提尔首席执行官Alexander Karp在将人工智能比作核武器的文章中论称：“这是一场新型军备竞赛，已然打响。我们在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上的迟疑……必将招致惩罚”[60]。基于“未宣之急”的认知[61]，初创企业叙事倡导发展国防人工智能作为威慑手段，将人工智能比作武器，称数据为“人工智能战争时代的新型弹药”[62]。在此“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保持领先的紧迫感驱动下，国防初创企业叙事主张美国优先“投射威慑力”，而这依赖于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验与创新能力[63]。

国防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叙事中另一关键且相关的主题是呼吁改革美国国防采办流程。该流程被描绘为美国与竞争对手博弈的能力障碍[64][65]。初创企业代表倡导国防部采购现代化及深化私营部门协作。例如Rebellion Defense创始人Chris Lynch与Oliver Lewis撰文指出：

“美国及其盟友亟须采纳私营企业的最优技术以保持对敌优势。这意味着国防部必须蜕变为全球顶尖软件企业。”[66]（另见[60][67-69]）

此类叙事遂将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文化塑造为解决美国国家安全困境的“良方”，声称其能提供“备战未来战争所需的敏捷性”[70]。

上述主题（人工智能作为技术万能药、针对竞争对手的威慑竞争、国防采办改革诉求）共同再生产了一种算法战愿景：其遵循吸引风险投资、兜售人工智能开发必要性与紧迫性的初创逻辑，践行“快速行动，打破陈规”准则[31]。在此愿景中，人工智能与软件是制胜关键；美国必须投资此类技术以巩固国家安全及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的地位；采办流程亟需改革以促进国防部与科技初创企业的深度协作。尽管大型防务公司可能共享部分叙事，但初创企业特有的逻辑驱使其为提升估值而强化此类叙事，同时确立自身在人工智能公共辩论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语境（尤其在美国）助推此类叙事传播，因其与媒体或政策话语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描绘与构想形成共鸣[71][72]。

初创企业叙事在公共空间的扩散产生双重影响。其一，STS研究指出，初创企业并非中立的技术专家或单纯逐利的商业实体。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初创企业“诞生之初便怀揣特定目标”（专家访谈，华盛顿特区，2024年4月16日）。帕兰提尔的Karp明示“我们创建公司以支持西方世界”[73]，而Luckey宣称：“我们绝非中立企业。在此非为牟利。我们明确选边站队”[74]。遵循风险投资逻辑的初创企业通过政治化叙事，常态化人工智能的快速开发与部署，却边缘化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法律及人道主义关切[75]。植根于初创与风险投资文化、以“颠覆”或“引爆”提升估值的算法战愿景，潜藏加剧人工智能“炒作”、忽视现实挑战的风险——在战争语境下，这可能导致伤亡、毁灭与安全危机（专家访谈，华盛顿特区，2024年4月18日）。

其二，此类叙事对监管辩论产生影响：其推崇威慑与竞争，贬抑国家或全球性监管措施（见[76-79]）。例如安德瑞尔的Luckey将规制武器系统人工智能应用的努力定性为“由诸多对手在联合国发动的影子战役，意在诱骗西方国家……放弃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武器或国防”[80]。此类叙事积极将军事人工智能监管努力建构为威胁，而后者本为应对技术伴生的多维挑战。在优先短期收益的逻辑驱动下，初创企业叙事强化人工智能作为“万能解药”或“奥本海默时刻”的过度承诺，扭曲“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效能与局限”[81]——尤其是其伦理与法律影响。

5 结语

科技初创企业日益深度参与面向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国防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供应。本文强调，国际关系学科中关于算法战的研究亟需关注这一影响力渐增、自诩为安全技术核心供应商及辩论权威参与者，且遵循异于传统防务公司逻辑的新兴行为体生态。国防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代表的公开叙事，强化了优先技术发展而非监管的算法战愿景，这具有重要政策意涵：可能阻碍当前全球协调军事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管努力。鉴于本研究属初步探索，后续亟须深入考察这些新兴行为体的叙事及其伦理与监管影响。国际关系研究还应探究美国内外军事行为体是否与初创企业的算法战愿景趋同，及其对全球军事人工智能治理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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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