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美国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时任颇具未来主义倾向的院长发布了一项研究号召，旨在探讨以下问题：网络、纳米技术、高超声速、人工智能、遥控飞机及其他技术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21世纪的空中力量与太空力量战略及理论？在回应此问题时，本卷大部分撰稿人认为，鉴于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阐明战争持久不变的基本原理，其本身可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有些技术比另一些更可能改变理论。因此，本书稿鼓励读者从作者们在技术未来主义与传统主义这一光谱上的不同立场这一棱镜来评估每一章节。这并非意味着重大的技术变革不会极大地改变战争，而是说战略与理论对技术变革更具抵抗力。在对重大变革持开放态度的同时，扎根于理论和战略原则，方能为未来战争做最佳准备。

这种充斥着尖端技术的、局势急剧升级的“超限战”设想，在学术水平不一的文献中已变得越来越常见，暗示世界正处于一场战争形态巨大变革的边缘。并且，如同未来主义领导力论述中的许多片段一样，这个设想暗示了一个先发国家如何能夺取技术优势，然后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以迅速取得胜利。

大国对手在过去十年中的技术进步，引起了美国官员的震惊，他们担忧这对美国的军事和技术优势构成重大挑战。关于战争的未来，两种相互竞争的真相并存。第一种可被视为未来技术主义者的阵营，他们倾向于以一种类似于开篇轶事的方式来想象战争。他们认为变化正以极快且极深刻的方式发生，甚至可能改变战争的本质。相比之下，传统主义阵营则持反对意见，坚称这些分析家犯了“当下主义”的错误，或以过于短视的思维看待未知的未来。他们指出，未来主义者未能认识到各国当今面临的巨大挑战其实并非特别新鲜。他们强调战争性质的一致性，即根本上体现为两个或更多方之间运用暴力以实现更大政治目的的互动。并且，虽然技术无疑会改变战争的特点，但其改变的方式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应是熟悉的。例如，当新技术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指出另一种技术很快出现以对抗这种新出现的颠覆性技术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对于技术未来主义者而言，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革命性发展有潜力改变战争的本质，因为非人类智能可能不仅辅助人类决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之。他们青睐的理论家往往是朝鲜战争战斗机飞行员约翰·博伊德。博伊德承认苏联的飞机在技术上更先进，但他推测美国战斗机具有更好的机动性，这在空战中提供了关键的力量倍增器。随后，他从当下向过去回溯，对战争进行了广泛的历史研究，得出结论：比对手更好、更快地评估和应对任何情况的能力，在战争中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从战略角度看，这种制胜理论侧重于瘫痪领导层的决策能力，而这一理念可以说是支撑当前美国及西方军事条令的最重要理论基础。同样，中国军队对“信息化”的强调也基于类似的假设。

相比之下，传统主义者相信，在众所周知的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战争的历史特征更多地表现为连续性而非变革。对于这个阵营而言，他们青睐的理论家是19世纪的普鲁士军官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这并不出人意料，他被引用的次数远多于被阅读的次数。克劳塞维茨持久不衰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对其强调战争中的偶然性、以及“迷雾”与“摩擦”的巨大影响的塑造。正如艾伦·拜尔琴对《战争论》最重要主题之一的总结：“每场战争本质上都是一种非线性现象，其进行过程会以无法通过分析预测的方式改变其特性。”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固有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而博伊德则强调如何通过反应性思维来控制战争。在理解战争性质的现实方面，拜尔琴和克劳塞维茨更为正确。但现实地看，人们必须寻求在战争中做出有效且高效的决策，而博伊德为军事专业人员思考如何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博伊德式的未来主义者与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主义者对战争未来的不同看法，可以从对俄乌战争相竞争的分析中看出。未来主义者将这场冲突解读为战争特性即将发生剧变的前兆。无人机的革命性，以及相比之下坦克等旧有技术的过时，主导了他们的讨论。相反，传统主义者则强调这场冲突中有多少内容是以前就见过的：堑壕、消耗战、大量的火炮，以及作战人员需要运用合理的诸兵种合同战术。

如前所述，这两个阵营提供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真相：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且确实是准确的。尽管如此，本卷倾向于更认同传统主义观点，为国家安全专业人士中占主导的声音提供了一个亟需的修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过分倾向未来主义视角会削弱对久经考验的经验教训的研究，因为许多人假设未来将大不相同。战争工具将会改变，有时是以戏剧性的方式，但这些发展对战争战术层面的影响最大。而手段——或者说追求战略目标的作战方式——以及目的，即政治目标，将远为恒定和持久。

第一部分：植根于理论

首先，第一部分“植根于理论”提供了四个易于理解的章节，论述空中力量与太空力量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第一章“历史长周期中的空中力量理论”援引了科林·格雷的观点，即空中力量理论不应受技术束缚，而应超越技术。此外，健全的理论必须考虑空中力量的整个历史跨度。否则，它很快就会偏离而趋于教条主义。因此，空中力量与太空力量的思想家和实践者最好首先思考各领域可用能力如何有助于达成政治目标。这必须是健全思考理论与技术的起点。

接下来，“变革时代中空中力量思想的振兴”探讨了历史上空中力量理论与技术之间的错位。空中力量的理论复兴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空中力量在技术上尚不成熟。待空中力量发展成熟时，理论却已萎缩。如今，随着无人机、高超声速武器和人工智能赋能系统等先进新技术不断成熟，却鲜有具体理论来指导空中力量的运用。如果空中力量要发挥其潜力，理论必须回归到空中力量最早一批思想家的清晰性。这些思想家就空中力量的运用提出了清晰且可操作的构想，尽管存在缺陷。既然空中力量现在能做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理论就有责任确定空中力量应该致力于实现什么目标。

随后的两章探讨太空力量理论，由于该领域被军事开发利用的时间更近，其理论远未定型且更具分歧。首先，“规划最终边疆的航向：相互竞争的太空力量理论”探讨了太空力量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自1947年以来，太空力量理论在多个关键领域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扩展到触及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然而，对于如何应用太空力量理论尚无普遍共识。太空力量理论中或许有两个最重要的理论争议：太空是否应该武器化，以及太空力量理论恰当的边界止于何处。武器化可被视为近期或“近端挑战”，而关于“太空地理”范围的辩论则是中期的“远端挑战”，后者看似遥远，但若太空力量要成熟发展则必须面对。

第一部分以“太空力量大辩论与太空力量的未来”作结，该章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两个理论争议，比第三章更着眼于太空力量理论发展的未来。第一个问题聚焦于太空武器化辩论，作者呈现了一系列不同观点。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将“褐水”与“蓝水”的海事类比应用于太空。太空分析家们在太空能力应更偏向“褐水”还是“蓝水”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作者最后评估了太空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潜在运用。

第二部分：植根于经验与伦理

第二部分继续强调长周期视角，通过突出空中作战中显著的连续性领域，重申了扎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首先，“天气对过去与未来技术发展不可回避的影响”以天气带来的挑战为切入点，探讨技术创新与适应的局限性。天气这一主题在空天力量历史中仍未得到充分探讨。在遥控飞机、高超声速武器、卫星和其他平台方面，技术会战胜天气吗？本章以时间顺序为视角，讲述了天气对航空与航天物理领域技术进步常常产生出乎意料影响的警示性案例，同时推测了天气的影响在何时可能不那么明显，特别是当网络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步主要存在于物理领域之外时。作者采取了传统主义者的方法，总结道：历史表明，迷雾与摩擦以难以完美预测的方式影响着事件进程。

接下来，“技术巨大进步对战略的非预期后果”通过分析美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被许多人认为是革命性的技术发展，提供了另一个警示性案例。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看似剧烈的技术变革并未顺利转化为战略上的成功。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何无论技术取得多大进步，武力的使用都极少能产生决定性和持久的结果。因此，本章通过探讨技术在取得巨大战术成功的同时却战略效果有限的情况，帮助读者批判性地思考未来技术那些诱人的承诺。

随后，“人工智能与未来军事伦理”则采取了更具未来倾向的视角，聚焦于一项潜在高度颠覆性的技术。然而，本章被置于第二部分，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故事：重大创新在解决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广泛的新挑战。作者特别聚焦于包括ChatGPT近期发展在内的大语言模型，断言验证大语言模型提供的迄今未知的答案是一项困难的任务。随着人工智能工具日益为军事决策提供信息，人工智能系统输出中的错误可能会产生具有重大道德影响的后续后果。

第三部分：空中力量近期与未来轨迹的案例研究

在介绍了空天力量的关键理论方面以及一些关于过去与未来技术发展的传统主义观点之后，本书转向案例研究，探讨近期与未来空中力量运用背景下的技术变革。

首先，“非对称空中力量选项：空中力量的两种类型学”提出了国家可采用的在概念上差异最大的两种空中力量运用途径。第一种途径将“陆基防空”与进攻性远程防区外导弹火力相结合；第二种途径则更侧重于飞机的运用。每种策略都各有利弊，且并非全有或全无的命题。各国已经并将继续组合运用多种能力，但会依据其战略目标、文化以及承担空中力量费用的能力与意愿，严重倾向于其中一种途径。俄乌战争是侧重导弹运用策略的例证，而1999年北约针对塞尔维亚的“联盟力量”行动则是飞机选项的范例。

下一章范围更具体，探讨所谓“技术民主化”的影响。“无银弹：反伊斯兰国空战中的新兴技术”审视了2014-2017年间伊斯兰国与美国领导的联军之间空战中的新兴技术。它聚焦于联军和伊斯兰国使用无人机和手机作为指挥控制设备所产生的不均衡结果。该案例研究表明，仅仅拥有理论上能实现与现代军队相似能力的技术是不够的，若缺乏高效使用该技术所需的基础设施、训练和条令。因此，它认为新能力的“整合”而非“扩散”，才是战场成功的关键赋能因素。

随后，本书转向另一个极端，探讨一种仅少数国家拥有的技术：核武器。作者认为，威慑理论自冷战初期以来经历了显著演变，导致学术界普遍共识认为，有核国家在核态势和危机行为上存在广泛差异。然而，美国的核武库和核态势变化甚微。美国的核武器仍然旨在支撑一种不完整的威慑理论。美国目前处于现有武库驱动着从目标选择到政策与战略的一切事务的境地。面对新理论，继续依赖长期停滞的技术是错误的。其结果是呼吁美国发展一套定制的武库，专门用于威慑多个行为体及其最有价值的目标。

第四部分：太空力量近期与未来轨迹的案例研究

第四部分采取了与第三部分类似的方法，追溯近期的一些发展，但聚焦于太空而非空中领域。首先，“太空域的连续性与变革”采取了最宏观的视角，评估未来二十年的技术趋势及其对太空域的战略影响。迄今为止，太空域几乎完全是一个信息领域：从遥感卫星收集，通过通信卫星传输，并由导航卫星播发。太空尚未成为一个力量投送领域，也非人类驻留或实物贸易的重要场所，并且这种情况在未来二十年内不太可能改变。然而，微电子和计算的进步正在重塑卫星产业，趋势是朝大型、低成本、高度网络化的小卫星星座发展，以及商业航天服务公司的军事相关能力呈爆炸性增长。这种演变可能缓解由高度脆弱的太空能力引发的经典安全困境，不过交会与抓捕技术则增加了“攻击机器人 vs. 保镖机器人”军备竞赛的可能性。随着商业遥感接近全球覆盖、近实时、可供众多客户使用，军事优势将来自对海量信息流的更优分析，而海、陆、空军的条令将需要适应持续不断的监视。

接下来，“商业航天与太空力量的获取及应用”探讨了不断扩张的商业航天产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太空力量。尽管私营公司在美国太空运营和获益方面一直扮演着角色，但像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样的新航天公司已显著改变了范式，从公司仅仅充当承包商，转变为它们正在为政府建造、部署、运营和出售航天服务。其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从降低建造卫星和进入太空的成本，到在如俄乌战争等冲突中使用商业服务。本章探讨了美国如何能最好地利用新的商业航天服务以扩展其太空力量，以及由此带来哪些挑战。尽管有这些好处，挑战依然存在，包括商业航天发展相对较晚，这使得改变根深蒂固的运营模式更加困难；进入商业航天的技术门槛高；以及美军获取其所需能力的能力。

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章继续扩展了本书的地理广度，这次突破西方中心视角，探索中国的太空力量。“中国太空力量的未来：中国太空雄心的国内与国际驱动因素”强调技术变革绝非在真空中发生。国家追求的战略途径必须始终置于广泛的其他因素背景中加以考量。太空能力推动着中国“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的目标。然而，这些战略核心的假设可能正开始转变。本章探讨了广泛的各种压力可能如何影响其在太空领域技术追求的轨迹。

第五部分：新兴技术

在探讨了空天力量的一些近期发展之后，本书转向更深入地审视各种技术，其中一些已投入使用，另一些则初现端倪。首先，第14章探讨了一项可能同时影响战争和整个社会的技术：新兴且相互关联的纳米技术与量子计算领域。“纳米技术、量子计算及其对空战的影响”审视了这些技术在至关重要的战争信息领域以及对空军应用的未来发展可能。迄今为止，纳米技术已将经典计算推向极限，而进一步的发展很可能需要采用量子计算，因为其具有计算、传感、密码破译和及时全球通信方面的革命性潜力。无论是机器人纳米技术还是商业通用量子计算——这两个在技术讨论中最受炒作的领域——在实现工业化规模生产方面都面临重大障碍，一些应用距离可工作的原型可能还需数十年。为了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制定有效的政策与战略，分析人员和指挥官需要提高对当前正在开发的技术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认识。

接下来探讨的是“人工智能与战争的未来”，人工智能是有可能改变战争本质的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人工智能之所以充满挑战，是因为人类对智能和认知这些更广泛主题的理解尚不完整。由于我们对人类思维运作方式的模型并不完美，试图通过机器复制它的努力，始终远未成功替代人脑。然而，这并不是说人工智能在战争讨论中没有位置——相反，这提醒我们，过去几十年中最有用的人工智能形式性质要狭窄得多，其应用范围有限，仅在执行相同任务时能比人类更具效用。基于机器的超级智能有能力解决许多社会弊病；但也必须对其严加控制，以免其以不可预测和危险的方式进化、扩张和行动。军事战略和规划的诱惑往往在于寻找最有效的手段，以获取相对于当前和未来对手的持续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常常伴随着新式破坏手段的发明和扩散，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代价。就人工智能而言，这种发展可能是历史上第一种能够自我扩散、并可能反噬其创造者的军事技术。

最后两章都评估了高超声速武器，但方式迥异，一章采用历史视角，另一章则运用政治学视角。首先，历史视角的文章以“应从长周期视角看待技术”这一观点为起点。从这一脉络来看，如果技术史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很少有任何简单的答案或解决方案，因此，高超声速武器尽管具有速度和机动性，但不会为未来的空中力量运用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本章平衡了未来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方法。由于高超声速武器既可以是常规武器也可以是核武器，仅凭传统的空中力量理论不足以帮助构想如何最佳运用这些武器。然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提出的理论思想，仍然是思考任何新武器的最佳起点。

其次，对高超声速武器的政治学方法探讨了新兴技术如何影响危机谈判、威慑和冲突动态。作者认为，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可能会在边缘上影响冲突威慑，但对其构成危险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由于高超声速技术的广泛应用及相关数据仍然稀少且通常属于机密，作者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研究设计，通过对“整合高超声速技术可能如何影响潜在争端双方”进行合理性探查，从而得以研究这些机制以及这项新兴技术的影响。他们最后为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和建议，因为在大国间整合高超声速技术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第六部分：构想空天力量的未来应用

在超越未来技术之后，最后一部分深入虚构领域，提供了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短篇故事，以构想未来战争的各种可能轨迹。本部分以两个聚焦空中的虚构故事开始，一个设定在南美洲的非传统冲突，另一个是关于台海的常规冲突。

在两个以空中为中心的故事中，“铁砧行动”采取了更传统主义的方法，讲述了一个警示性故事：过于迷信远距离作战，以至于忘记了关注战争中永恒不变的方面。故事设定在哥伦比亚，突出描述了对一个无人机发射与回收场地的袭击，展现了在远征环境中操作无人机和飞机所需的一些航空支援。尽管名为“无人航空器”，无人机仍然需要广泛的支援，人员在各个层面参与其中，无论是远程驾驶飞机、在地面为其加油，还是为机场提供安全保卫。使行动成为可能的人员和基础设施也容易受到攻击，这个故事有意与2012年塔利班对阿富汗巴斯蒂安营地的袭击有某些相似之处，那次袭击造成十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伤亡，数架飞机被毁。未来的作战将不得不平衡轻型足迹和减少前方及远征作战人员编制所带来的风险与机遇。

相比之下，“大国战争：2042年于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回顾性分析”则从一个更未来主义的视角出发，构想了一场围绕台海的虚构冲突。作者采用了2042年秋季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主持的一场圆桌会议的编辑记录形式，探讨了冲突之所以如此收场，是因为未能为未来战争做好适当准备。通过这个虚构的圆桌会议，作者强调了一个分析主题：特别是美国，将获得因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技术而变得冗余的、极其浪费的武器系统。这种做法对空中力量产生两个后果。首先，以导弹为中心的空中力量变体，可以提供最灵活、最多功能、最具成本效益的手段来发射远程反水面和空对空导弹。其次，一代小型、可消耗的无人航空系统正在扩散，它们具有执行有人驾驶航空任务所需的续航力、有效载荷和情报能力，并且其经济性优于防空系统。

随后，故事更多地转向太空领域，第一篇采用了多域作战方法。“独眼王之加冕”通过陆地、空中和太空三个相互关联的困境，描述了2050年一场重大陆战的开场时刻。在地面上，一个骑兵中队试图识别敌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同时避免被敌方无缝衔接的“传感器-射手”系统发现和歼灭。他们赖以进行情报搜集和通信的天基资产本身也处于围攻之中，因为来自地面发射器和天基蜂群的反卫星武器正在瞄准卫星星座。随着战斗的发展，空中有限的航空资产必须帮助保护侦察小组，并摧毁敌方协调其作战效果的能力。他们飞入一个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该系统融合了2010年代的旧式发射器和人工智能引导的无人机蜂群。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所有三个军种都需要其他军种拥有的信息和能力，并且必须形成共同的理解，尽管沟通和暴露位置存在固有风险。最终，故事揭示，虽然决策和战斗的速度将会加快，但战斗的性质以及生存和取胜所需的思维过程将依然熟悉。

最后一章聚焦于太空领域。虽然大多数太空理论学派侧重于在太空中获取优势或维持既有的优势，但它们往往没有预见到对手会使该领域失效。在“钢铁之雨”中，作者采取了一种非对称方法，借鉴了朝鲜测试洲际弹道导弹的既有历史。在20XX年，朝鲜似乎在为一次非同寻常的大规模洲际弹道导弹同时发射测试做准备。美国及其在美军印太司令部区域内盟友的政府担心金氏政权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朝鲜发射了导弹，但在最初的几分钟内，对核攻击的恐惧就过去了，因为导弹并未遵循弹道轨迹。相反，导弹向太空释放了成千上万的微型射弹，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毁了轨道上的卫星星座。美国迅速失去了其卫星通信能力、精确的定位-导航-授时能力，以及可以作为备份的民用系统。在尾声中指出，随着卫星星座提供的关键信息丧失，美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陷入了混乱和动荡，而仍在轨道上的朝鲜卫星杀手蜂群则干扰了向轨道发射新卫星的尝试。

结论

如何为一本关于空天力量未知未来的书籍作结？本书的每一位撰稿人都提供了一个段落，跳出其专业领域，更广泛地反思了为未来战争做准备时需要考虑的关键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