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下士”背后的核心理念承认，初级指挥官不能总是等待直接命令。相反，他们必须深刻理解自己的任务以及指挥官希望达成的目标。（美国海军照片，拍摄者：三等公用设施兵 Drew Verbis）

在当今大规模、复杂的战场上，一名初级士兵的行动可能产生重大甚至全球性的后果。这一观点并非新论，但在全球互联的世界中，此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20世纪90年代，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 Charles C. Krulak 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战略下士”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该概念认为，在复杂、快速变化的局势中，低级指挥官必须准备独立做出重大决策（Annis, 2020）。

“战略下士”背后的核心理念承认，初级指挥官不能总是等待直接命令。相反，他们必须深刻理解自己的任务以及指挥官希望达成的目标（Krulak, 1999）。Krulak 将战场描述为“三条街区的战争”，即一名士兵可能在一条街道上交火，在相邻街道上维持和平，而在一个街区之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这种环境中，一个单一的战术失误可能产生战略后果。

自 Krulak 发表文章以来，情报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但有害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却增加了。现代士兵不仅仅是战斗员；他们是信息环境中的潜在脆弱点。为了应对“战略下士”现象，军事条令和军士必须协调一致，不仅要训练士兵进行动能战争，还要训练他们进行认知防御，以保护我们国家的战略能力。今天的士兵不仅必须知道如何战斗，还必须知道如何在思想上防御虚假信息和有针对性的信息行动。

错误放大与现代作战空间

自 Krulak 的文章发表以来，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但战术行动能产生战略效应的观点依然成立。在大规模作战行动中，这种动态变得更为关键。初级军士和士兵在战场边缘行动，在那里，对手可以在虚假信息的平行世界中捕捉、放大并将其行动武器化。因此，即使是微小的战术错误也可能破坏战役和战略能力。多域作战空间使这一现实进一步复杂化。

当代作战环境是一个多维度的作战空间，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而放大。这意味着一名士兵或一支小分队的决定——无论是攻击一个潜在威胁、缓和与平民的紧张局势，还是在压力下遵守交战规则——都可以瞬间传遍全球，塑造公众认知并影响远离战场的政治结果。我们的对手深知这一点，正如近期冲突所证明的那样，他们会利用战术失误或失范行为来攻击国家的集体意志，以期削弱军队的战略能力。

历史上的鲜明例证说明，单一的战术层面事件如何能引发战略余波。例如，2015年10月3日美军对昆都士“无国界医生”医院的空袭，以及2012年3月11日 Robert Bales 上士谋杀17名阿富汗平民的事件，均被对手利用来削弱整个军事行动的可信度。这种现象被军事法学者 Geoffrey Corn 称为“错误放大”，他指出，在社会期待专业军队表现完美的时代，任何失误都可能对战略认知产生极不成比例的影响（Corn, 2024）。然而，现代对手不仅仅是被动等待利用战术错误，他们更主动地寻求塑造和武器化这些认知，作为其战役中的核心任务线。基于 Corn 的“错误放大”概念，两个大国间战争的庞大规模会将战术失误转化为战略胜利。

认知武器化：大规模作战行动与敌方信息行动

在现代大规模作战行动中，“战略下士”不仅是战斗员，也是信息战的核心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手善于利用单个士兵的行动来助长宣传和虚假信息活动。其目标是使军事行动失去合法性，侵蚀国内的公众支持，并在盟友间制造不和（Kish, 2023）。在过去四年中，世界已在多场冲突中目睹了这一点。

俄乌战争

俄罗斯一直利用宣传，将其对乌克兰的行动描述为“去纳粹化”行动。单个乌克兰士兵的行动，被俄罗斯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代理账号用来强化这种虚假叙事。相反，正如兰德公司研究人员所指出的，乌克兰也利用了乌方无人机或平民手机拍摄的据称俄军士兵不当行为的视频。这些内容被乌克兰用于激发国际支持和揭露战争罪行，展现了这一信息战场双向互动的本质（Treyger 等人, 2025）。此策略是更广泛信息战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塑造公众认知并削弱对方的叙事。

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

阿塞拜疆军队有效地将无人机作战与阿塞拜疆政府主导的精密信息活动相结合。通过每日散布成功打击亚美尼亚军事装备的视频，阿塞拜疆军队与政府协调，挫伤了亚美尼亚士兵和平民的士气。这些在社交媒体上被放大的视频，营造了压倒性技术优势和不可避免失败的印象，从而加速了亚美尼亚抵抗的瓦解（陆军经验教训中心, 2021）。这场冲突凸显了战术胜利，当为信息行动精心包装时，如何能实现战略心理效果。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这场持续进行的冲突每日都在提供战术事件如何通过信息战视角被过滤的例证。冲突双方都迅速公开展示军事行动的视频，通常为其叙事定调，以支持其各自关于正当自卫或野蛮侵略的版本。一段来自士兵手机的视频，或一份关于爆炸的有争议的报告，都可能成为全球辩论的焦点并影响公众舆论。这导致外交压力以直接影响战略环境的方式产生。据 Zelin 称，加沙“阿赫利阿拉伯医院”的爆炸事件是围绕单一事件进行信息战的绝佳例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关于爆炸原因的争议成为一场具有重大公众影响力的全球辩论。

正如这三个例子所示，信息行动，特别是虚假信息，可以通过针对敌方的平民人口来影响战术决策。美国政府问责局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外国虚假信息活动被设计用来利用社会分歧，削弱对民主进程的信任，并最终操纵公众认知。这种虚假信息过程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用于针对平民人口，平民会向他们的政府施压，要求其以某种方式行事，这是一个被称为“中间选民定理”的政治概念。

以中心为目标：中间选民定理与信息行动

美国目前两极分化，这是对手认识到的一个弱点。这种环境常常推动公民要么完全支持要么完全反对某个议题。两极分化的人对其观点的承诺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不会改变支持某项行动的想法，无论他们了解到什么。然而，总有一小部分接近中间立场的人会关注信息，并可能被说服转向任何一方。当这些人成为目标时，这些中间立场的公民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公众舆论。这种策略在俄罗斯2018年旨在扩大美国内部分歧并破坏我们政治和社会生态系统的虚假信息活动中显而易见。

这种目标锁定概念符合“中间选民定理”，该政治学理论认为，在多数决制度下，各政党会向中间选民（其偏好恰好处于意识形态谱系中间的个人）的政策立场靠拢，以最大化其获胜机会。虽然最终每个人都是目标，但人口中的中间部分提供了最大的影响机会。

我们的对手将类似的逻辑应用于信息战。他们的目标不一定是将坚定的爱国者转变为同情者，而是针对意识形态承诺较低、政治参与度不高或对冲突不确定的中间人群。通过用制造怀疑、突显平民苦难（真实或捏造）或强调战争代价的内容充斥信息空间，敌人试图改变公众的中间意见。其目标是使足够多的民众反对本国政府的战争努力，制造要求撤军、削减资金或放弃战略目标的国内压力。

这在旷日持久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中尤为有效，因为公众的决心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根据 Watson 的说法，尽管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高伤亡和盟军有效的封锁最终随着战争的拖延削弱了国内士气。公众意愿和支持的崩溃是德国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强大军队在没有全民支持和意愿的情况下无法在持久冲突中取胜的例证。德国在分裂国家中作战的经历，说明了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进行战争有多么困难。

美国两极分化：对手信息行动的助力器

美国当前的政治两极分化为对手信息行动的滋生提供了肥沃土壤。当一个社会严重分裂时，中间立场就会缩小，民众更容易接受证实现有偏见的信息叙事。外国对手，如俄罗斯，不再需要制造分裂；他们只需放大现有的分裂。这种高度党同伐异的氛围侵蚀了对民主机构，包括政府、军队和媒体的信任。

当媒体报道“战略下士”的行动时，公众会立即通过党派视角进行解读。一方可能看到的是维护法律的英雄，另一方则看到的是犯下暴行的恶棍。对手可以通过针对不同人群定制不同信息来利用这一点，加深裂痕，使得统一的全国性回应几乎不可能。

基于事实的共同现实的侵蚀，不仅仅是影响“中间选民”对单个议题的看法；它会将他们拉入完全分离的信息生态系统，使国家从根本上更容易受到操纵。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在越南战争期间所观察到的，当国家公民不予支持时，军队难以取胜。应对这种对国家意志的战略威胁需要一个战术解决方案，一个始于那些对部队凝聚力和纪律负最主要责任的人。

尽管军士没有能力直接阻止后方的中间选民相信虚假信息，但他们的领导是最关键的防线。

军士的解决方案：锻造有韧性和有准备的士兵

尽管作战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且充斥着虚假信息，但军士们仍然拥有强大的工具来应对这些威胁。针对这种多层面威胁的前线防御始于军士，他们负责训练士兵，不仅要准备好动能作战，还要准备好认知和信息作战。解决方案在于重新聚焦于基础领导力和批判性思维。军士必须创造一个让士兵能够讨论复杂话题的环境，灌输强大的信息素养，坚持不懈地训练和执行交战规则，并鼓励下属提问“为什么”以更好地理解指挥官的意图。一个理解任务目的的士兵在压力下能做出更好的决策，并且不太可能成为对手信息行动活动的素材。现代士兵应该通过“《华盛顿邮报》视角”来审视每一个决定，意思是“如果我这样做，头条新闻会怎么写？”如果那会是一个糟糕的头条，那么士兵就需要迅速制定新的行动方案。

最终，信息时代对每个士兵的挑战都是领导力的挑战。虽然军士没有能力直接阻止后方的中间选民相信虚假信息，但他们的领导是最关键的防线。士兵也可能落入人口的中间立场，平民也是如此。通过建设纪律严明、具有辨别力、道德基础坚实、始终遵守交战规则的士兵团队，军士就剥夺了对手制造有说服力宣传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确保自己的部队在信息战中不是负资产，而是能够驾驭现代战场复杂性的强大资产。

尾注

这种信息行动的目标锁定并非我方对手所独有，也存在于现代的美国媒体环境中。在持续新闻周期和竞争的驱动下，美国媒体机构经常进行有意的受众细分。它们的内容并非争夺“中间观众”，而是专注于特定人群以保持收视率，创造出“回音室”。观众不断接触强化现有信念的内容，而对不同的信息和观点封闭，导致媒体中的“不对称两极分化”。同样的战术错误或失范行为经过两极分化的媒体系统处理后，会固化分裂而非团结国家意志。对手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利用自身的分歧来加强他们的信息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