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无人机运用：技术发展全球透视

摘要

人工智能在新一代技术研发中的应用，有力推动了军事与民用领域的技术革命。短短二十年间，参与基于人工智能的创新计划的国家数量成倍增长，这一现象在军事领域尤为显著。我们正见证一场人工智能研发竞赛。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证便是军用无人机的运用——无论处于和平时期抑或战争状态。本文采用描述性与解释性分析方法，旨在系统阐释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潜力、适用场景与运用方式，并剖析其当今广泛普及的深层动因。因此，论文第一部分将界定人工智能概念，厘清与无人机相关的术语内涵，同时着重辨析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军事及民用领域的运用差异。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聚焦军用无人机实战运用，结合全球近期冲突案例，剖析各类无人机的实战表现。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作者力求系统梳理军用无人机运用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而研判其技术演进路径与实战潜能，预判军事领域未来发展趋势。作者通过对相关文献及涉研公开文件的定性分析完成数据采集。

关键词 人工智能；无人机；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国际政治；军事

引言

自19世纪以来，工业革命与技术演进驱动了数字革命，催生了高度复杂的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在此进程中，发轫于近几十年的“超人类主义”思潮，亦构成了人类——即智人——的技术上层建筑¹。这种“上层建筑”或“改良”理念贯穿于工业革命的各个阶段，其核心目标之一便是通过提升生产系统效率、突破时空壁垒、优化通信手段，进而联结世界各国与人民。另一方面，技术的飞速发展亦拓展了滥用与操控的空间²，对整体安全格局构成负面影响³。两次世界大战、军备竞赛、核系统研发、网络恐怖主义、高科技犯罪及“暗网”等案例，无不昭示着安全挑战的范畴与操控空间的广度，而这在当代国际环境下正遭到广泛滥用。因此，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的发展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国际关系与大国博弈中的战略性工具。对此，霍洛维茨曾指出，人工智能深刻作用于国际政治，认为“对美国军方而言，人工智能为维持其军事优势提供了新路径，同时有望降低美军士兵的成本与风险；而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与中国，人工智能的价值或许更为深远——它提供了动摇美国军事优势的潜在能力”⁴。

本文立足于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旨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系统呈现军用无人机的技术演进与潜在运用。研究核心问题聚焦于：无人机在军事领域运用的优势与潜力何在？本文将运用分析法，（以描述性角色）刻画研究问题，（以解释性角色）阐释军用无人机的内在特征，进而详述其与民用无人机的本质区别。同时，本文将系统解析无人机的功能定位、适用场景及其作用范围。基于对所述现象与进程的描摹与阐释，本文拟采用综合法，将零散片段有机串联，以期把握军用无人机运用的整体图景。通过对公开文件与报告的定性分析（主要源自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研发领域的权威机构），系统采集并处理相关研究数据。作者亦广泛征引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夯实理论框架。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发展

人工智能的概念与定义

“人工智能（AI）”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提出。1956年，他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会议上将其确立为一门教学学科。麦卡锡指出，人工智能是“制造智能机器，尤其是智能计算机程序的科学与工程。它与利用计算机理解人类智能这一相似任务密切相关，但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局限于模拟生物学上可观测的方法”⁵。由于人工智能概念极为复杂，不同科研视角下的阐释与解读层出不穷，导致对其定义与内涵的精准把握存在难度⁶。这种理解上的障碍实有其合理性，因为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对人类尚未完全参透之物——即人类智能——的模仿或仿真”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AI HLEG）将人工智能定义为：“能够通过分析环境并采取行动——具备一定自主性——以实现特定目标的系统”⁸。为进一步明晰概念，本文援引如下定义： “人工智能技术旨在复现乃至超越（计算系统中）若由人类执行则需‘智能’方能实现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学习与适应能力；感知理解与交互能力；推理与规划能力；流程与参数优化能力；自主性；创造力；以及从海量多元数字数据中提取知识与预测信息的能力。”⁹

因此，人工智能具备学习与适应能力¹⁰，其终极目标是构建“能够自我演进的学习系统架构”，无需人类持续输入数据流¹¹。“机器学习”特指机器能够在无需人类喂养数据或编写程序的前提下自主学习¹²。

前文提及的超人类主义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具有重要意义，其《超人类权利法案》亦引入了“感知能力”概念。该法案将“感知生物”界定为：“1）人类，含基因改造人；2）赛博格；3）数字智能；4）智力增强型动物；5）任何具备思维能力的高级动植物；6）其他感知形态”¹³。

人工智能的分类依据多重标准，学界因而存在多种划分方式。其中最基本的分类依据是应用领域，据此可分为：1）专用人工智能，仅适用于特定领域；2）通用人工智能，具备跨领域（经济、商业、教育、医疗、军工等）应用的普遍智能能力；3）超级智能¹⁴。亚历克斯·贝克尔则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分类体系：1）交互式人工智能（如Siri、Cortana、Alexa等个人助理）；2）功能型人工智能（机器人）；3）分析型人工智能（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4）文本型人工智能（文本识别与语音转文字）；5）视觉型人工智能（增强现实技术）¹⁵。

人工智能的应用版图持续扩张，已渗透至军事与民用诸多领域。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催生了能够执行各类任务的智能机器人，涵盖工业机器人、智能安卓机器人、演艺机器人，以及军用、警用、医疗、制药等领域的专用机器人。此外，人工智能亦是无人机、无人舰艇、无人地面车辆等自主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¹⁶。

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呈多元化特征。其广泛用于情报数据的分析与处理、态势评估、战略制定、作战行动及后勤保障。同时，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军工生产与作战装备研发，尤以无人机、飞机、舰艇及机器人的研制为甚¹⁷。审视全球头号军事强国——中国、美国与俄罗斯——可见，人工智能迄今已显著提升了军事任务的精确度与效能，加速了数据处理、提升了打击精度、优化了决策时效性，并转化为战场实际优势。无人机、其他自主载具及舰艇可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减少人力投入，增强战术优势，并克服特定地形（如侦察、目标指引、布雷/排雷等）带来的障碍。专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在军事领域的优势集中体现为系统自主性、预测性分析、网络安全及逼真作战模拟¹⁸。其中，预测性分析是军事行动筹备的关键环节，机器学习算法因而被广泛用于生成潜在想定，即预判事态发展¹⁹。鉴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广泛性，可判定其几乎覆盖了攻防体系的全部环节，包括数据集分析、潜在想定预测与生成、作战与其他行动模拟、攻防策略制定，以及国家网络空间与其他关键系统的防护。

人工智能在自主武器系统（如机器人、无人机、舰艇）的研发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此类系统具备独立行动能力，因而常被用于复杂作战环境，尤其是在无法进行人工监控与引导的场景下。自主武器系统的基本分类包括：1）无人机；2）无人水下航行器；3）无人地面车辆；4）作战机器人²⁰。每类系统均用于空、地、水下的侦察、识别与行动执行，其运作依托机器学习算法，以适应不同条件下的机动导航与目标识别。

与民用人工智能相比，军用人工智能具备更为先进的特性与能力。首先，必须具备高可靠性，即在恶劣严苛条件下仍能正常运行，抵御物理攻击、网络攻击或其他信号干扰²¹。其次，需具备强大的处理能力，能够快速高效地分析海量数据。第三，必须具备自主性，即在无需持续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运行²²。第四，需具备适应性，能够根据战场态势灵活调整运作模式。第五项特征关乎决策能力，即军用人工智能必须拥有实时决策能力，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信息与动态²³。第六项特征是互操作性，即不同系统间的协同工作能力²⁴。第七项涉及安全性与保密性，要求建立严格的加密标准、安全通信信道及防未授权访问措施²⁵。第八，芯片设计须能抵御网络攻击、数据窃取及其他高风险军事行动中的潜在威胁²⁶。第九，军事环境下的人机交互至关重要，尤其考虑到人工智能可快速高效采集处理数据，操作员据此做出实时决策²⁷。

何为无人机？

对研究现象与进程的概念厘清与本质理解，是确保分析精准性与结论可靠性的前提。基于此，本文首先引入“无人驾驶航空系统（UAS）”这一概念，该术语已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及无人机系统协会（UAVSA）采纳为最通用的统称。这些机构同时使用“无人驾驶航空器（UA）”、“遥控驾驶航空器（RPA）”及“无人机（UAV）”等术语。区别在于，“无人机系统”涵盖了地面设备、无线电通信及飞行器本身，即支撑无人机飞行的完整体系；而后述术语则特指飞行器本体²⁸。当今最常用的术语是“无人机”。根据法国民航局（DGAC）的定义，无人机系指用于军事目的的武装无人驾驶航空器²⁹。本文开篇特意提及尼古拉·特斯拉，他于1898年获得“控制移动舰艇或车辆机械的方法与装置”专利，涉及对电机及其他机构的无线远程控制³⁰。根据特斯拉的专利描述，该机制无需电线、电缆或其他形式的电气或机械连接即可受控运行。这表明，特斯拉早在百余年前便阐述了无线控制机制——即今日的无人驾驶载具。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强调其发明具有多重用途：可用于救援、向难以抵达区域运送食品、包裹及各类工具、实现不可达区域的通信与勘探，并服务于各类科学目的。他特别强调：“然而，吾此发明之最大价值，终将显于其对战争与军备之影响——因其具备确定且无限的破坏力，必将促成并维系列国间之永久和平。”³¹ 实践中，无人机在民用领域亦得到广泛应用，下文将就此进行分类与比较。本文统一采用“无人机（UAV）”这一术语。

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乘员搭载，由领航员通过遥控器（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操控，或搭载自主导引系统，如全球定位系统（GPS）、组合导航或预设航迹。因此，无人机可通过多种方式操控：例如，由领航员在无自主导引系统辅助下操控；由领航员借助自主导引系统操控；或依据预设坐标进行自主控制³²。目前最主流的是组合控制模式，即由控制站领航员与自动驾驶仪协同操控。随着微电子、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无人机已高度精密化，能够在复杂条件与多元任务背景下实现自主控制。这一趋势在军工领域尤为明显，其技术成熟度通常领先民用产业数年。因此，军事领域已成为所谓“人工智能研发竞赛”的动态舞台³³。

尽管无人机最初诞生于军工领域，但近几十年来其在民用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³⁴。其核心价值在于替代人力与高成本系统，以执行军民领域的海量任务。从经济学视角看，采购、维护及使用无人机——尤其是商业化量产型号——门槛更低、成本更优，并能实现高效快速的侦察，无论是针对军事地形、国际边境³⁵，抑或农业用地³⁶等场景。因此，无人机具备多重用途。当前乌克兰与中东的军事冲突中，配备炸药、触爆毁伤的“一次性无人机”（亦称“自杀式无人机”，即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运用正愈发普遍。

依据用途差异，无人机衍生出各异的形态与尺寸。按重量分类如下：1）微型（≤2公斤）；迷你型（≤20公斤）；2）小型（＞20公斤）；3）中型（150–600公斤）；4）大型（＞600公斤）³⁷。除重量外，区分军民无人机的其他关键指标包括：作战半径（控制距离）、续航能力（电池性能）、最大起飞重量、有效载荷（搭载能力）、升限、环境耐受性（气象条件等）、操控及运行模式³⁸。图1直观展示了军用与民用无人机在功能与应用上的重叠与差异。

图1：军用与民用无人机应用对比 （图片来源：Latici 2019, 3）

军用无人机运用

多年来，无人机在全球各国军事力量中的地位日益凸显³⁹。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科学委员会曾发布重要文件——《国防科学委员会关于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C4ISR）一体化特别工作组报告》，系统阐述了C4ISR体系（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主张通过人机系统融合与人工智能赋能，推动军事领域现代化⁴⁰。该理念已在多国得到重视，尤其是具备追踪军事高技术发展趋势能力的国家⁴¹。由此可见，近几十年来，作战部队已普遍列装并升级搭载人工智能的自主系统。人工智能赋能其执行复杂任务，并在多场景下为数据分析与决策提供支持。这一点在无人机领域尤为突出——依托人工智能，无人机运行效能显著提升，能在更高安全水平与更强导航能力支持下实现实时决策⁴²。军用无人机的发展态势可从以下数据窥见一斑：全球已有超过113个国家制定了军用无人机研发计划，至少65个暴力非国家行为体获得了武装无人机。相较于2010年仅60个国家拥有无人机研发计划，短短14年间，掌握军用无人机技术的国家数量增幅超过88%⁴³。上述数据充分印证了军用无人机的战略价值与普及程度。

关于军用无人机，学界存在正反两面观点。积极观点认为，负责任地使用无人机有助于维护21世纪全球安全⁴⁴。消极观点则聚焦于人工智能的不可预测性及伦理问题⁴⁵。罗夫与莫耶斯强调，必须对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保持“有意义的人类控制”，否则其失控行为可能导致法律与伦理规范失守，并加剧国际关系紧张⁴⁶。

无人机搭载摄像头与传感器，可执行地形侦察与监视、人脸识别与物体辨识，并实施精确打击。此外，无人机可应用于电子战，干扰敌方通信⁴⁷。针对无人机的电子对抗手段（如拒绝服务攻击、KRACK漏洞利用等）亦层出不穷，这要求攻防两端均需持续投入研发⁴⁸。另一方面，无人机亦用于物资运输，尤其在向难以抵达区域投送装备、食品及其他补给时优势显著。此外，“自杀式无人机”或称“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已成为知名类型，其具备独立选择目标并导向攻击的能力⁴⁹。此类无人机配备炸弹、导弹等各类武器，用于直接摧毁敌方目标。

作战无人机因技术突破带来的量产低成本优势，成为全球多数军事编队的首选装备⁵⁰。在研发过程中，实现自主性始终是核心目标，旨在使无人机摆脱控制器的人工引导，独立完成复杂任务。早期研发阶段，低自主性被视为短板，彼时无人机在无人工控制下仅能执行预设的简单任务。因此，实现高阶自主性旨在释放无人机潜能，使其能够与环境交互、协同其他自主系统并适应多变条件⁵¹。美国国防部文件《2011–2036财年无人系统综合路线图》将自主性划分为四个等级：1）人工操控级：所有决策由操作员（人类）做出；2）人工委派级：当任务经人类委派后，系统可在无人控制下独立执行特定功能；3）人工监控级：在获得人类许可前提下，系统可执行多项功能。与前一级别不同，此级别下人类与系统均可基于传感数据发起行为，但系统行动须严格限定于当前指派任务框架内；4）全自主级：系统自主接收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待执行任务，无需人类介入⁵²。自主性的下一阶段是“协同自主性”，这是对自主性的延伸，允许多个无人系统编组协调行动以达成共同目标，无需人工监督。这使得构建类似蜂群的协同体系成为可能——协调一致的无人系统能实现比遥控装备更快捷、更同步的火力打击与机动。因此，这一趋势将持续弱化人类在系统中的角色⁵³。根据美国空军《2009–2047无人航空器系统飞行计划》，下一步是实现无人机独立完成“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循环。这将赋予无人机态势感知能力与独立行动能力，大幅压缩决策周期。预计到2047年，技术进步将使OODA循环耗时缩短至微秒乃至纳秒级⁵⁴。

无人机设计紧密契合军事行动需求。大型长航时无人机（高载荷、强耐用性、长续航）用于运载重型装备、爆炸装置或武器。情报与间谍活动则多采用纳米无人机或微型无人机（如“臭虫”、“黑色大黄蜂”），而高速敏捷型无人机（如“ Lancet 3”）则用于攻击或自杀式任务。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MALE，如“苍鹭”）与高空长航时无人机（HALE，如“全球鹰”）属于大型战略级无人机，具备无限航程，主要用于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任务⁵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军用无人机之一RQ-4“全球鹰”，主要遂行ISR任务。但专为武装攻击设计的无人机亦常兼具ISR功能。研究同时表明，商用无人机（如DJI Mini 3、DJI Avata、DJI Mini 4、DJI Mavic）经过改装后，亦可在战术层面执行ISR任务，尽管其电池容量、航程等存在局限⁵⁶。表1展示了学术界广泛采纳的北约（NATO）无人系统分类标准。

（来源：北约标准化局，2014年）

无人机扭转战场态势的潜力已屡获验证，典型案例包括2019年沙特阿布盖格、胡莱斯油田遇袭事件，2022年吉达遇袭事件，以及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与2023年持续的巴以冲突⁵⁷。在实战中，无人机实时采集信息，记录航经区域态势，降低了飞行员等训练有素人员的战损风险，并在众多行动中替代了成本高昂的有人机与重型装备。无人机在搜救行动中也展现出独特价值。这些优势共同推动其在军事领域的普及。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地区强国对无人机的日益倚重，正在重塑安全格局与力量平衡。无人机系统与尚不完善的规范及人类监督机制的融合，加剧了地区安全失稳风险⁵⁸。中东与东欧的近期事态证明，小型无人机系统（sUAS）的扩散正在引发战场革命，并被有效整合进小规模作战单元。“军事事务变革被描述为军事学说、战略、战术与技术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导致战争形态发生不可逆的转型”⁵⁹。正是2024年以来sUAS在战术单元层面的扩散，彻底改变了欧、亚、非及中东地区的战争形态⁶⁰。小型无人机系统的核心优势在于价格亲民与获取便捷——与上表所列高端无人机相比，sUAS造价极低且更易量产。此外，经改装的商业现货无人机（COTS无人机，如DJI Mavic）加装投弹装置（如地雷、榴弹）后即可用于军事目的。第一人称视角（FPV）无人机亦归入sUAS范畴，其成本低廉、结构简单，却能在战场产生致命效果，摧毁价值更高的武装单元。有效载荷1.2公斤以上的无人机足以携带反坦克地雷并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如“天马”Bucephalus、“ Lancet”），这一点已在俄乌及巴以冲突中得到实战检验⁶¹。巡飞弹（LM）在战场亦获广泛应用，尤其在搭配先进传感器、自主系统与人工智能后威力倍增⁶²。小型巡飞弹主要用于摧毁轻型装甲车辆与人员（如“弹簧刀300”、Rotem、Hero-90、STR-35“静雷”、WARMATE）；战术级巡飞弹体积更大，多由车载发射，毁伤效果更强（如MiniHarpy、Hero-120、Skystriker、Orbiter 1K）；远程巡飞弹则用于打击战略级目标（如Hero-1250、Harpy、Harop）⁶³。

表2：具备自主能力的典型军用航空系统 | 类型 | 名称 | 研发方 | 国家 | 用途 | 自主能力 | 年份 | | :--- | :--- | :--- | :--- | :--- | :--- | :--- | | 巡飞弹 | Drone 40 | DefendTex | 澳大利亚 | 四旋翼+榴弹 | 导航+目标识别 | 2016 | | | Mini Harpy |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 以色列 | 小型无人机+弹药 | 导航+目标识别+打击 | 2019 | | | KUB-BLA | 卡拉什尼科夫集团 | 俄罗斯 | 巡飞弹 | 导航+目标识别+蜂群 | 2019 | | | Kargu | STM | 土耳其 | 巡飞弹 | 导航+目标识别+打击 | 2020 | | 无人机 | 旗手TB2 | 旗手公司 | 土耳其 | 无人作战航空器 | 导航 | 2014 | | | MQ-9死神 | 通用原子公司 | 美国 | 情报监视侦察 | 导航+识别 | 2020 | | | 未命名SRR无人机 | Skydio | 美国 | 情报监视侦察 | 导航+识别 | 2022 | | 飞机 | 幽灵蝙蝠 | 波音公司 | 澳大利亚 | 由有人机控制的僚机无人机 | 导航+目标识别+打击 | 2020 |

（来源：Longpre, Storm, and Shah 2022, 48）

表2列举了美、俄、土、以、澳等国研发的若干无人航空系统。此外，中国的“河豚”系列无人直升机亦应纳入此类武器系统谱系⁶⁴。市场预测显示：“到2030年，全球军用无人机产业预计营收将达到880.641亿美元。2025至2030年间，全球军用无人机产业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13.9%”⁶⁵。

美国在军工领域布局了多项人工智能重大项目，主要涉及无人机系统研发，其代表性平台包括全球领先的MQ-9“死神”、RQ-4“全球鹰”及MQ-20“复仇者”，单机均价约3000万美元。近年来，美国国防部已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研发，仅2022年就拨款近9亿美元支持约700个相关项目⁶⁶。2018年《国防战略》明确指向人工智能发展，指出美国不能指望“用昨日的武器与装备赢得明日的冲突”⁶⁷。俄罗斯亦持续推进基于人工智能的现代武器系统研发，这对于在针对美北约等主要竞争对手的现代军备竞赛中保持优势至关重要。俄方启动了“时代”科技城项目，整合技术工艺、科研与专业人才资源，以推动军民两用现代系统的发展⁶⁸。为此，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9年签署法令颁布《至2030年人工智能发展战略》⁶⁹。自习近平履新以来，中国矢志成为全球科学与尖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引领者。中国政府已出台多项政策，旨在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全球领跑。2019年7月2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其中特别强调利用人工智能推进军事现代化，以满足新时代国家安全需求⁷⁰。

结语

综观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可判定其作用已从识别、监视延伸至海量数据的采集处理，并据此提供对战略决策至关重要的预测分析。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军事任务执行的效率与效能，这必然涵盖自主载具研发、网络防御、后勤保障、多系统互联及自动化进程。其中一个关键领域便是无人机运用——得益于复杂人工智能系统的迭代，无人机正日趋精密化。

军用无人机代表了战略与战术层面的显著技术突破。实践证明，这一趋势不仅存在于最发达国家，也延伸至众多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薄弱、但积极追踪军事技术前沿的国家。通过理论研究，本文首先厘清了人工智能广义范畴内的概念界定与差异，进而聚焦无人机领域，辨析了其军民应用的异同。研究发现，商业化生产的无人机正日益渗透至军事领域，经改装后即能在战场发挥实效，故被称为“改装商用无人机”。

我们认为，无人机在未来武装冲突中的运用将愈发广泛。冲突中更娴熟运用无人机的一方将占据优势。此外，无人机赋能实时监视与记录，为炮兵及其他地面装备提供支援，并实现人员替代，从而降低人员、航空器风险及相关成本。现代战争形态已因之发生深刻嬗变，这一点在东欧与中东的当前冲突中得以印证。实战表明，无人机部署能够有效干扰敌军行动，达成消耗资源、拉长地面冲突周期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无人机发展的同时，防御系统亦在同步演进。这种互动激活了军工复合体内的各类系统，并启示我们：唯有实现多样化军事装备与人力资源的有机结合，方能确保军事行动的成功。

最后，无人机及其他人工智能系统的日益普及，正深刻作用于国际政治与全球/地区关系格局，引发了关于安全与战略稳定、法律伦理规范、以及人类对这类系统实施监督与控制可能性的诸多拷问。因此，对军用无人机的运用，不仅需要技术与战术层面的审慎应对，更需在政治、法律、国家间关系及伦理维度构建适配的治理框架。

参考文献（保留原文格式，此处略）

引用格式

Glisin, Vanja, and Jovan Petrovic. 2025. “The Use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for Military Purposes –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XXVI(1195): 399–420. https://doi.org/10.18485/iipe_ria.2025.76.1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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