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本不应发生。然而，尽管这一理念广受认同，武力运用仍在持续塑造欧洲、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即便一方宣称克制动武意图，对手仍可能保有并最终动用武力，致使单纯依靠克制无法实现国家安全。因此，在预防战争仍为首要任务的同时，负责任的防务规划必须预判突发事态，确保威慑失效时具备制胜能力。这引出一个关乎可信威慑的根本性问题：和平时期须维持何种相对战斗力水平，方能确保战时取得可靠胜利？

这一挑战在印太地区尤为严峻。

历史可提供恒久启示。孙武指出，数量优势决定主动权：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¹。数世纪后，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提出了如今广为人知的进攻作战“三比一法则”²。这些比例虽具影响力，却主要依托直觉与经验而非系统分析，对技术赋能的现代战争复杂性指导有限。

二十世纪引入了更严谨的方法。兰彻斯特方程试图以数学模型推演作战结果，后经二战期间运筹学进一步发展。冷战结束后，学者们认识到数学评估的局限性，进而提出“现代系统”概念，强调兵力运用方式对战场表现的决断性作用。这些框架共同指向核心问题：现代军队应如何构建兵力规模、运用方式与胜利三者间的关联？

此问题已非纯学术探讨。战争形态正因无人系统、远程精确火力、网络与电子战，以及信息与认知领域重要性上升而发生深刻变革。在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分别修订多域作战（MDO）与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的背景下，地区国家须重新评估如何在与既往战争本质不同的“下一场战争”中夺取胜利。

本文梳理兵力对比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古典思想至现代分析框架，审视美军联合条令中的新兴趋势，并提出制胜理论。其旨在超越传统的兵力建设与战术讨论，从中提炼战略洞见，为加速变革时代的未来防卫态势提供指引。

兰彻斯特方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兰彻斯特构建了分析敌对双方兵力与伤亡关系的数学框架。其研究提出两种模型：第一定律假设战斗员间进行一对一单挑（下称“单挑模型”），第二定律反映涉及间接火力等先进武器的大规模交战（下称“面积火力模型”）³。单挑模型中，每名战斗员同一时间仅能攻击一名对手，故战斗力与兵力规模成正比。假设武器质量均等，兰彻斯特得出结论：在单挑模型中，兵力规模差异直接转化为杀伤效果差异。反之，面积火力模型表明，兵力对比的平方值决定伤亡差额⁴。

这一洞见为谋求胜利的劣势兵力带来若干战略启示。首先，必须剥夺对手充分发挥现代武器系统的机会。其次，应避免己方兵力分散，转而集中用于决胜点。第三，欺骗——如佯装分散以诱敌误判资源分配——成为关键战术⁵。二战期间，美国数学家B·O·库普曼及其运筹学团队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库普曼的分析表明，一旦一方控制战场73.9%的区域，对手便丧失扭转战局的能力。此阈值——即“库普曼准则”——意味着剩余26.1%为临界点，逾越后战局逆转在概率上近乎不可能。26.1%对73.9%（约1:2.83）的比例据称影响了二战期间的美军作战规划⁶。这为指挥官提供了判断攻势何时获得不可逆动能的量化依据。尽管形成于二战，临界点逻辑对理解现代兵力运用仍具现实意义。

需注意的是，与其他数学模型一样，这些模型基于若干理想化假设：所有战斗员技能与杀伤力均等、全员同时参战、战斗强度全程恒定。在分散部署、复杂地形或定义现代战场的跨域效应环境中，这些假设迅速失效。尽管如此，兰彻斯特方程的清晰简洁性使其不仅适用于军事规划，亦在商业战略与资源配置等领域发挥效用⁷。其概念清晰度持续为理解兵力对比如何塑造作战动态提供宝贵视角。

现代系统：超越数量的作战动力学

美国军事史学家斯蒂芬·D·比德尔指出，尽管军事角色随技术进步（如军事事务革命与反恐兴起）而扩展，武装冲突的根本性质基本未变。他进一步主张，即便考虑兰彻斯特方程等框架，仅依据量化因素评估战争结果在历史层面并不准确。相反，比德尔强调兵力运用——即军队运用的条令、战术与作战方法——在决定大规模常规战争胜负中的决断性作用⁸。他通过对三项主要案例研究与三个综合数据集的统计分析及美军仿真系统验证，支撑了这一论断⁹。

比德尔将一战期间发展的战术与条令创新称为“现代系统”的基础。他认为，一支军队采纳、一个国家在其整体国防架构中制度化该系统的能力，是战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¹⁰。现代系统的特征体现为若干关键作战原则：遮蔽、隐蔽、分散、小部队独立机动、压制与诸兵种协同¹¹。进攻作战中，它强调纵深作战、兵力差异化集中、切断敌军交通线与合围¹²。防御作战中，则涉及建立纵深、保持充足预备队与实施反击¹³。比德尔强调，采纳现代系统不仅需要条令变革，更需训练、领导力与组织文化的制度改革。值得注意的是，比德尔断言，在运用现代系统与未运用该系统的部队交战中，领土收益差距可超过2000:1；此差距源于生存性、分散部署与诸兵种协同，而非单纯数量优势¹⁴。这种悬殊程度使得仅凭数量难以解释。

表. 兵力对比与胜利理论的发展

思想家/框架	历史背景	胜利标准	关键特征	局限性
孙子	古代中国	10:1包围，5:1攻击，相当则交战，劣势则避战	基于经验的兵力对比直观指导；经验法则的编纂	理论基础薄弱；低估地形、战术和技术
图哈切夫斯基	苏联红军（20世纪初）	进攻成功需3:1兵力比
兰彻斯特定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第一定律：伤亡与兵力差值成正比第二定律：伤亡与兵力比的平方成正比	引入了数学确定性战斗模型	假设均质、技能相等、同时交战；实践中不切实际
现代体系	当代（20世纪末）	胜利取决于兵力运用（条令、战术、作战整合）；若双方均采用，2:1优势重新变得重要	强调兵力运用；掩护、隐蔽、分散、小规模单位独立机动、压制及诸兵种合成整合等	复杂；需要体制适应；当双方适应时，数量优势会再次凸显

该框架的提出，是对现代火力杀伤力与精度提升，以及技术创新驱动武器系统日益多样化的回应。这些发展暴露了随机模型在精准预测战场结果上的局限。因此，比德尔倡导更广阔的战场概念化——优先考虑兵力运用的质量优势而非单纯数量优势。然而，当交战双方均采用现代系统时，数量差距的重要性再度凸显；即便2:1的微弱优势亦可产生不成比例的领土收益（见表）¹⁵。

迈向“下一场战争”的制胜理论

若现代系统代表最先进的条令框架，其应用可得明确启示：为避免大规模常规战争失败，须采纳现代系统，还须维持足够兵力规模（至少对手一半）。这与比德尔的发现一致：当双方均采用现代系统时，数量差距重获决定性意义。

然而，即便常规战争仍具相关性，现代冲突的战场已急剧扩展。当代战争涵盖超限战、混合战与多域作战，横跨陆、海、空、天、网及认知领域。时间维度亦发生转变。网络能力、高超声速武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涌现，要求近实时的决策与行动。冲突参与主体日趋多元：除正规军外，民兵、私营军事公司，以及外交、情报与经济手段日益塑造战局。交战方式已演进至包含无人系统与非动能行动，如网络、电子、心理与认知战。这些发展压缩了决策周期，提升了速度价值。在此扩展的战场中，军事组织须跨更广域行动、在压缩时限内响应，并应对非传统行为体与手段——包括非军事战争或既往归类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活动¹⁶。在此意义上，“下一场战争”可被定义为一种政治博弈或冲突，其中多元行为体在扩展的战场空间内，于压缩的时间框架下，通过日益复杂的方法运用广泛手段展开竞争。

鉴于此复杂性，显而易见的是：采纳现代系统虽属必需，但仅凭此不足以在“下一场战争”中确保胜利。现代系统专为常规战争设计，未能完全涵盖其他战争形态。因此，亟需新框架界定各领域的胜利条件。此过程始于通过相关学科与工程方法，识别各领域——“外交、信息、军事、经济、无人系统、网络、电子、心理、认知”——何为“胜利”。继而需设计能够实现这些成果的系统。这些系统必须通过基于场景的仿真加以验证，并通过日常演练、跨职能训练及联合演习不断完善。将这些工作与日常任务、国内救灾行动及海外能力建设援助、反海盗与国际维和行动相结合，可进一步提升效能。全面审查以消除冗余、增强互补性，将改善可行性与作战影响力。

与此同时，未预见的突发事态最好能彻底预防。因此，在修订大规模常规战争应对方式的同时，同等重要的是强化预防措施，包括训练演习、防务合作与交流、能力建设援助、海上安全与国际维和行动。此外，鉴于核武国家长期存在的现实，提升威慑战略有效性以防止任何事态升级为核战争，是紧迫优先事项。

最后，必须认识到，“下一场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概念建构。实际突发事态不大可能完全按预想展开。现实源于多重因素的复杂互动，显著偏离的可能性极高。因此，我们不仅须设定复杂目标——当代战争与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胜利——并谋划实现策略，还须保持敏捷性，随着战争形态持续演变而重新评估目标与方法。在此意义上，适应性不仅值得追求，更是不可或缺。这种适应性本身将成为“下一场战争”胜利的核心要件。

美军的体制转型

2020年，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推出“瞄准点兵力结构倡议”，一项针对师级与军级编成的全面重组计划¹⁷。该倡议的核心是“多域特遣队”（MDTF），陆军将其定为未来兵力结构的支柱¹⁸。MDTF旨在跨越陆、海、空、天、网及电磁频谱全领域，对抗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体系¹⁹。其任务是使联合部队指挥官能够通过跨域融合效果来执行作战计划。尽管MDTF的完整构成仍属机密，公开信息表明其核心要素包括：负责信息、太空、网络与电子战的“多域效应营”（MDEB）；装备中远程精确火力与高超声速导弹的“战略火力营”；防空营及保障单位。MDTF的结构设计为模块化，可适应联合部队指挥官的特定需求²⁰。

为应对印太地区未来突发事态，首支现役MDTF于2017年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组建²¹。自2020年起，美国陆军开展系列专项演习，在多域作战框架下验证与完善MDTF概念²²。这些演习旨在通过迭代实验与反馈提升能力。尽管付出诸多工作，MDTF仍面临军内外批评。质疑者追问：MDO是否确属全新概念？其与传统的联合作战区别何在？是否过度预设对手行为？是否过分侧重非军事反应²³？

这些争论不能孤立看待，它们折射出美军近三十年来对未来战争性质的深思。海湾战争后，常规战争可能性下降，威胁趋于多元，涵盖恐怖主义、叛乱与内战。作为回应，陆军扩展了任务范畴，纳入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反恐、救灾、人道援助与维和²⁴。这些任务于1995年正式纳入联合条令，统称“非战争军事行动”²⁵。然而，战略环境再度转变。2018年《国防战略》标志着重回大国竞争²⁶。顺应此转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同年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将“在武装冲突阈值之下展开竞争”确定为核心军事任务²⁷。

图1. 多域作战示例（图源：《野战手册3-0：作战》[美国政府出版局，2025年3月]）

正是在此战略再校准背景下，美国陆军阐明了MDO概念（见图1）²⁸。其基本前提是：对手现已在全领域与美国争夺优势。美军在电磁频谱与信息环境中的主导权已无法想定。现代战场日益呈现分散、小部队作战的特征。此外，对手聚焦于“竞争阶段”——即低于武装冲突阈值的灰色地带——在此区域实施威慑更为困难。陆军亦认识到，未来作战极可能在高度城市化环境中展开，进一步复杂化传统作战范式²⁹。另外，陆军评估认为，竞争对手蓄意模糊战争与和平界限，寻求将行动自由扩展至战略支援区，包括太空、网络空间乃至美国本土³⁰。

为应对这些挑战，陆军构想MDO为一种贯穿冲突全谱系——从竞争到武装冲突再回归竞争——的持续战役，作为联合部队的一部分。和平时期，前沿部署的陆军部队、海军陆战队远征单元及盟军通过存在、兵力分布与一体化行动，慑止对手的“既成事实”战役。危机或冲突时，陆军旨在通过半独立机动跨越战场物理、虚拟与认知维度，建立韧性态势。必要时，陆军部队将融合能力以穿透或瘫痪敌方A2/AD系统，确保机动自由，恢复有利条件³¹。

（图片说明：2025年9月19日，日本大分县小野原机动地区“坚决龙-25”演习期间，美海军陆战队第3师第12濒海战斗队步兵少尉萨姆·斯托尔沃思正在向陆战队员及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进行情况简报。“坚决龙”是日本年度双边演习，旨在强化美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与日本自卫队人员的指挥控制及多域机动能力，重点在于控制与防御关键海上地形。[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罗伯特·布兰克斯摄]）

与此并行，美国海军陆战队于2021年2月提出自身概念——“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海军陆战队不再仅聚焦远征突击，转而强调建设使部队能前沿存续并作为海军战役组成部分持续行动的能力³²。这一转向反映出一种认知：传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行动曾预设制海权、制空权与海上交通线安全无虞，但在拥有全球远程打击能力的对手面前，这些预设已不成立。此类对手力图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侵蚀美国影响力。海军陆战队得出结论：仅靠现有兵力运用方式的渐进改进无法应对此类挑战³³。尽管美国可能以更优远程打击能力反制，但过度依赖防区外作战可能拉大与盟友的物理及行动距离，削弱联盟凝聚力³⁴。为缓解此风险，海军陆战队采取持续前沿存在的姿态。部队在平时即部署到位，以维持与东道国关系、搜集目标信息，并在争议海域实施拒止行动以支持制海权³⁵。

这些前沿部署部队被称为“介入部队”（SIF）³⁶。SIF的任务是：在竞争阶段通过维系与盟友伙伴的紧密联系，塑造未来作战环境。危机或冲突时，它们在敌方武器交战区内自主、分散行动，为联合部队进入与交战创造条件。其存在增加了对手目标瞄准的复杂性，迫使其在打击分散的美军部队时耗费不成比例的资源³⁷。例如，若对手企图远程打击美海军资产，SIF的分散特性可干扰其瞄准，迫使对手消耗过量资源。SIF的逻辑意味着盟友亦须维持前沿、韧性与分散的部队。

图2.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示例（图源：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暂行手册》（第二版）[海军陆战队总部，2023年]）

尽管海军陆战队鼓励盟友伙伴承担类似角色，其亦组建了专属编成——“海军陆战队濒海团”（MLR）——以履行SIF使命（见图2）。虽完整细节仍属机密，公开信息显示MLR约含800人，编成包括：具备自主情报搜集、目标锁定与火力打击能力的濒海战斗队；负责防空、空中管制与航空加油的濒海防空营；以及后勤保障分队³⁸。

相关能力建设始于2019年，早于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正式确立，包括涉及驻冲绳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单元的试验性演习³⁹。该概念采纳后不久，首支专属MLR——第3濒海团——于2022年3月在夏威夷沙夫特堡海军陆战队基地成立⁴⁰。第三远征军已组建两个濒海团——第3濒海团与第12濒海团。第3濒海团于2023年12月达到初始作战能力，第12濒海团预计2026年达成⁴¹。然而，挑战依然存在。海军陆战队司令承认，内部对MLR角色的共识仍在演进⁴²。在敌影响下进行分散作战，引发对指挥控制、持续保障及提升战术指挥官能力的关切。这些问题仍是持续辩论与完善的议题⁴³。

两军概念均旨在反制A2/AD，但陆军侧重跨域融合，海军陆战队强调前沿存续。

面向“下一场战争”

由于“下一场战争”将与既往战争显著不同，要在任何突发事态中取胜，首先须对该战争本身作出具体界定。只要目标模糊，备战与应对便难言有效。一旦界定，必须确立胜利条件，并借鉴军事理论及相关学科，设计能够达成这些条件的组织结构、流程与方法。这些必须通过日常勤务、训练与实践同步加以完善与制度化。不言而喻，此类事态最好能根本避免。因此，强化威慑与预防框架须双管齐下。

随着变革步伐加速，未来须具备的能力与其当前态势间的差距将持续扩大。此外，某些特定结构与功能可能超出单独承载能力，或不适合由其独立承担。因此，日益需要多军种部队、其他政府部门乃至私营部门，就一体化、联合作战及全面协作展开研讨。未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将要求同样前所未有的概念、组织改革与跨域融合——从无人系统运用到认知韧性。因此，就“下一场战争”的性质及应对举措，在组织内外进行有效且持续的沟通，不可或缺。必须承诺以持续、有力且富有成效的方式，一贯有效地传递这些现实。

然而，战争形态的变革深刻，单一军种难以充分应对，任务达成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在此环境下，不作为本身即构成战略风险。因此，须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推进改革，采取通过日常勤务稳步积累成果的姿态。换言之，在广泛沟通转型的同时，须通过尽可能实施改革，展现主动性与积极性。换言之，每位成员在执行本职任务过程中，必须持续对照“下一场战争”的预期形态审视自身，追求日常精进——此种工作等同于持续的教育、训练与实务履职。在此意义上，反思“下一场战争”的胜利理论，与完成核心任务所需的纪律和实践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将经典兵力对比理论与当代多域需求相联结，为持续进行的辩论作出贡献。文章同时强调，未来不仅须为大规模常规战争采纳现代系统，还须准备好应对延伸至网络、太空、信息与认知领域的更广泛战争谱系——在此过程中，不仅需与其他军种、国家军队协作，亦需联动相关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下一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在这些领域重新定义成功条件，并融合兰彻斯特方程、现代系统研究及其他国家改革成果。通过强化互操作性、扩展联合演习、在个人与制度层面推进创新改革，可确保国防态势的可信度与适应性。

参考来源：美国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