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情报界,需求驱动着情报生产。本研究认为,美军未能在“持久自由行动”中成功调整为满足关于阿富汗民众的反叛乱情报需求,原因在于美军在阿富汗部署的部队同时采取了两种适应反叛乱的方式,这限制了对该类情报的客户需求。在阿部署的部队中,大部分调整了其核心机构,采取了一种非教条的反叛乱方式,即一方面针对叛乱武装进行传统的、动力性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开展治理和发展行动,以期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一个新阿富汗。这种“有机”适应方式对关于阿富汗民众的精细细节情报需求有限,仅以满足支持实施这一既定模式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行动情报为界。与有机适应方式相反,美军主要通过部署在部队核心机构之外的各种非传统举措来调整以适应反叛乱情报需求。这些“非有机”适应旨在增强和支持一支追求更符合教条方式的部队的能力,该方式旨在首先基于情报本身评估阿富汗民众所处的作战环境,然后为设计符合当地情况的持久政治解决方案提供信息。当配备到这些非有机举措的人员抵达战区时,他们常常发现其所支援的部队正在追求一种不重视此类情报的非教条反叛乱方式。因此,部署的部队往往并非这些举措所提供情报的意愿或愿意接受的客户。在试图将非有机举措整合到一个主要针对不同任务而配置的部署部队中时,所产生的摩擦极具破坏性,并最终导致美军在满足阿富汗反叛乱情报需求方面的努力成效不佳。
项目结构与方法论
本项目包含八个章节,各章节依次递进,得出一系列回答上述研究问题的发现与结论。在广泛回顾文献以及其他二手和一手资料以建立分析的基础概念和理论框架之后,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项目结构如下:
第一章 首章利用关于情报、军事行动、战略和反叛乱的文献,引入评估军事行动中相关行为体意愿的概念,该概念被描述为评估所有行为体(包括超出传统情报关注重点的军事力量和精英领导人之外,但可能影响特定行动结果的行为体)的决策和行为。本章阐释了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评估相关行为体意愿(更具体地定义为对期望结果的愿望、选择、欲望、意图或一般行动倾向)的重要性。本章还将评估相关行为体意愿的要求置于军事战略的背景下,论证了所有形式军事行动的良好战略核心都需要聚焦于根据任务目标影响相关行为体意愿。本章接着介绍了一系列跨越多种军事行动类型的成功与不成功的评估相关行为体意愿的案例。讨论了评估得当与否的影响,同时指出了美国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反复出现的能力缺口。本章最后强调,在反叛乱行动中评估相关行为体意愿尤为重要,以及这些行动常发生的不稳定环境所带来的独特情报挑战。
第二章 第二章利用情报研究和行为科学文献,解释了分析作战环境中多元行为体需求的各个方面。本章首先介绍了社会文化分析的概念,并描述了导致美国国防部采用“社会文化分析”作为评估环境中行为体情报的教条术语的术语危机。接着,本章阐释了社会文化分析的具体目的,并确定了美国国防部所采用的、根植于决策及相关行为的评估相关行为体意愿的四个方面。本章随后描述了在分析相关行为体意愿时考虑的决策与行为的不同方面,同时借鉴了既有的行为理论,并阐明了社会文化分析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最后,本章解释了评估相关行为体意愿与情报之间的关联。本章最终为“评估环境中相关行为体意味着什么”奠定了概念基础,项目可由此展开后续分析。
第三章 第三章基于军事变革文献,包括关于适应、创新和组织学习的文献,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战时军事反叛乱适应的理论框架。为此,本章首先介绍了传统的军事变革理论——文官主导、结构性、组织内、军种间——这些理论构成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基础锚点。接着,本章审视了对传统理论的各种批评以及替代性军事变革理论,指出了这两组理论在分析战时军事适应方面的不足。随后,本章讨论到更为主流的组织学习理论可能是分析战时军事变革的更好选择,但仍不足以分析针对反叛乱的战时军事变革。此分析进而引向科林·杰克逊关于反叛乱中“组织学习功能障碍”的理论,该理论为组织学习文献引入了一个关键变体,更好地解释了反叛乱环境中的军事变革。通过将杰克逊的理论与其他关键军事变革理论的相关部分相结合,本章得出了一个可用于评估反叛乱中战时军事适应的分析框架。本章最后解释了战时“有机”适应与“非有机”适应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如何应用该框架分析两者。第三章最终确立了在随后四章中用于分析美军在阿富汗反叛乱行动中有机与非有机适应的分析方法。
第四章 第四章借鉴关于美军在阿富汗行动的文献,以及档案研究和访谈,分析美军在“持久自由行动-阿富汗”(OEF-A)中针对反叛乱的有机适应。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本章首先确立,在美国于2009年3月正式转向反叛乱方针之前,在阿部署部队主要面向常规战争范式,并具备一些用于反恐作战的精英能力,其假设是美军可通过摧毁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力量来实现美国目标。本章接着描述了当美国战略在2009年转向全面反叛乱时,执行该战略的“民事-军事综合战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杰克逊模型2”的方法,该方法规定了单向应用负面和正面激励,即通过安全、治理和发展三条战线的动力性军事行动和国家建设,以西方模式重建阿富汗。随后,本章概述了美军教条如何更倾向于“杰克逊模型3”的反叛乱方法,该方法将反叛乱视为一种双向的暴力政治交易,旨在获得民众对治理的持久同意。接着,本章运用第三章建立的框架,解释部署部队的核心机构如何执行非教条方法,以改善民众对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联军的看法,通常是通过那些符合美军及向美军寻求建议和/或需要美军支援的美国文职机构所感知的核心机构任务一致的行动。本章最后对比了部署部队核心机构在阿富汗采取的非教条、有机反叛乱适应,与通过非有机举措进行的教条式适应,并介绍了这种不匹配对非有机情报举措实现其使命的能力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章至第七章 这三章是关于非有机举措的案例研究——分别是“人文地形系统”、“地区稳定框架”和“阿富汗/巴基斯坦之手计划”——这些举措被引入在阿实地部署的部队,以满足关于阿富汗民众的情报需求。每个案例研究首先介绍特定的非有机举措、该举措旨在填补的具体能力缺口,以及该举措在美军反叛乱行动期间在阿富汗的演变过程。各章接着讨论在每种情况下,这些举措虽有许多成功之处,但最终成效不彰。随后,每个案例都通过第三章建立的分析框架视角进行分析。通过将框架应用于每个案例,各章阐明了与追求非教条变革理论(并配有相应的标准作业程序、人员配置流程和部队结构)的部署部队核心机构之间的摩擦,如何导致了这些举措的成效不彰。
第八章 第八章是结论章。本章通过三个案例的跨案例比较总结研究结果,从而回答研究问题。本章重新引入第三章建立的理论框架组成部分,讨论本项目如何为阿富汗情报失败的根源提供新颖独到的见解。本章总结了部署部队如何为一种不同于非有机举措(人文地形系统、TCAPF/地区稳定框架、阿富汗/巴基斯坦之手计划)的非教条反叛乱方式进行了有机适应,而这些非有机举措是为了支援一种更符合教条的反叛乱方式而被引入阿富汗的。本章证实,这一点在部署部队的主要特征——变革理论、标准作业程序、部队结构和人员配置流程——中尤为明显,以及这些领域产生的摩擦最终如何导致了非有机举措的成效不彰。本章进而提出,研究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阿富汗,对军事与组织变革、反叛乱与非常规战争、以及情报领域的文献,乃至对美国军方、美国情报界和更广泛的美国国家安全体系,都具有重要的实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