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DoD）日益依赖非传统国防承包商、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两用技术公司、研究型大学以及商业创新生态系统来开发事关国家安全的能力。然而，由于接触机密空间的途径有限，参与机密项目仍受到制约。尽管创新活动已扩展至传统国防中心之外，但机密基础设施仍集中在传统的政府和防务工业所在地周围。因此，许多拥有事关国家安全技术的企业缺乏实际途径来获取参与机密工作所需的安全设施。

认识到这一挑战，美国国会向国防创新单元（DIU）拨款1.45亿美元，以扩大机密基础设施容量并探索“机密基础设施即服务”（CIaaS）解决方案。本论文通过识别未来对共享机密基础设施需求最有可能涌现的地理区域，以及未来机密空间投资可能提供最大战略价值的地方，来支持这一努力。

一个核心挑战在于，目前不存在衡量当前或未来对共享机密工作空间需求的综合数据集。因此，本研究基于创新集群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代理指标来估算未来需求。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创新在美国并非随机分布。相反，创新活动往往通过集聚效应、知识溢出、劳动力流动、风险投资集中和组织衍生等机制在地理上趋于集中。企业频繁从现有技术领域中涌现，成功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人才、创意和资本的流动实现自我复制。以下四项发现为本研究选定的数据集提供了理论基础。

首先，使用了风险投资（VC）投资数据，因为风险投资公司将资源集中在预计会产生未来高增长企业的地区。因此，风险投资可作为未来初创企业形成和技术商业化最有可能发生的区域的指标。其次，纳入了“国家安全100强”和“美国活力”企业，因为它们代表了已在商业创新与国家安全交叉领域运营的现有公司。关于组织繁衍和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成功的企业经常催生由前员工创立的衍生公司。因此，这些企业是未来防务相关初创企业可能涌现区域的领先指标。第三，纳入了大型科技公司的所在地，因为大型科技公司是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锚点。研究表明，大型公司产生知识溢出，吸引专业化劳动力，并创造支持创业和新公司形成的条件。员工频繁离开成熟的科技公司去创建新企业，通常仍留在同一地理区域内。最后，纳入了“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奖项，因为它们代表了防务相关技术知识已经产生的地点。SBIR资金证明联邦资源已经为在特定地理区域开发防务相关专业能力作出了贡献。尽管SBIR活动本质上是回顾性的，但它提供了可能支持未来机密工作的技术能力积累的重要指标。

综合来看，这四个数据集代表了未来创新潜力的不同维度。风险投资反映了融资生态系统，“国家安全”和“美国活力”企业代表了防务相关的创业活动，大型科技公司代表了未来衍生企业和知识溢出的来源，而SBIR奖项则代表了现有防务相关技术知识的集中地。本论文并非试图直接衡量当前的机密空间需求，而是基于历史上产生创新集群的地理驱动因素，估算未来机密基础设施需求最有可能涌现的地点。

为评估这些地点，本研究对来自四个数据集的大约6600个观测值应用了加权空间凝聚聚类。聚类形成基于地理邻近性和加权来源关系。由于数据集规模差异很大，采用了来源归一化技术，以防止任何单一来源——尤其是较大的SBIR数据集——主导结果。随后，使用随机生成的权重组合进行了5000次蒙特卡洛分析，以评估候选地点在广泛合理政策优先级下的稳健性。

结果表明，归一化实质性地改变了决策空间。在没有归一化的情况下，大型数据集不成比例地影响了结果。归一化后，模型生成了在多种加权结构下持续出现的地点的更平衡表征。有几个地点在平均分、出现率和基于排名的衡量指标上表现强劲，包括华盛顿州梅迪纳、新泽西州霍博肯、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华盛顿特区、加利福尼亚州戴利城和加利福尼亚州德尔艾尔。

随后，研究纳入了国防部区域成本系数（ACF），以估算在1.45亿美元固定预算下可交付的机密空间数量。该分析揭示了需求强度与建设购买力之间的显著权衡。高需求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湾区和新泽西州北部，显示出强劲的创新信号，但面临显著的成本惩罚。低成本地区，如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和亚利桑那州坦佩，可交付显著更大的设施容量，但总体上需求信号较弱。

当综合评估模型强度、持久性、排名表现和成本调整后的购买力时，华盛顿州普吉特海湾地区成为最强劲的整体候选地。华盛顿州梅迪纳在模型中持续排名靠前，同时保持可接受的建设经济性。新泽西州霍博肯显示出最强劲的整体需求信号，而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华盛顿特区和加利福尼亚州德尔艾尔也保持高度竞争力。其他几个地点，包括亚利桑那州坦佩、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和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在多种加权情景下表现出强劲的持久性，值得考虑用于未来扩展。

与现有及计划中的国防创新单元地点进行比较后发现，与几个已识别的创新走廊存在大量重叠，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湾区、得克萨斯州奥斯汀、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剑桥、纽约/新泽西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然而，分析也发现了潜在的基础设施缺口区域，如普吉特海湾地区、华盛顿特区国家首都区部分区域、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和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未来的机密空间规划应以创新地理而非传统机密基础设施地理为指导。分析表明，未来对机密访问的需求最有可能在多种创新驱动因素汇聚的地点涌现，这些驱动因素包括风险投资、防务相关企业、大型技术生态系统以及积累的技术知识。然而，仅靠创新需求不足以作出投资决策。实际考量，如建设成本、设施容量和现有机密基础设施布局，也必须纳入考虑。因此，以下分析审视了在纳入成本调整后的购买力时，领先的以创新为中心的地点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发现与当前及计划中的国防创新单元扩展工作相比如何。总之，这些结果为识别未来机密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产生最大战略价值的地点提供了一个框架。本研究结果总结于以下三个表格中：（1）成本效益分析前的机密空间候选地点；（2）成本效益分析后的地点排名；（3）与国防创新单元机密空间规划工作重叠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