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在过去十年中的作战角色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监视资产演变为涵盖精确打击、电子战、后勤、蜂群饱和攻击以及主动无人机拦截任务的全频谱作战系统。廉价的第一人称视角自杀式无人机和战术巡飞弹药的扩散，已将成本交换比压缩到如此程度：一架价值5万卢比的FPV无人机可摧毁价值数千万卢比的主战坦克，一枚价值150万卢比的巡飞弹药可致盲价值50亿卢比的防空雷达，而一架价值8万卢比的拦截无人机能在价值350万卢比的“见证者”级巡飞弹药抵达目标前将其摧毁。现代战争的成本计算在每一个层级上都被同时颠覆了。

图1：印度无人机与隐身平台的发展历程

以色列和美国耗资数十亿美元拦截伊朗的导弹袭击——动用价值300万至600万美元的“箭”式和“大卫投石索”拦截弹，来对抗价值2万至5万美元的“见证者”无人机。乌克兰的应对方案在架构上截然不同——到2025年底，其每天生产超过1500架、单价2500美元的热制导拦截弹，实现了每摧毁三个俄罗斯空中目标即有一次无人机对无人机击杀的战绩。“野黄蜂”毒刺系统单独记录了超过3900次击落“天竺葵”系列无人机的战果，其中包括首次确认击落的喷气动力型“天竺葵-3”改型，这迫使美国、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等十多个国家正式请求获得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及其操作团队。任何未能考虑这一根本经济现实的防务采购框架，在发布之时即已过时——这已在俄罗斯-乌克兰战场上得到实战证实，并更近期的“辛杜尔”行动、“雄狮怒吼”行动和“史诗怒火”行动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 变革驱动因素

经济、公众舆论、新兴技术及核打击的惩罚性成本，是未来战争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的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主要驱动因素相符。鉴于经济相互依存和核威慑，全面常规战争已变得极为遥远。因此，采用非对称战术和高技术平台——特别是无人作战航空器——的低强度代理人冲突，已成为主要的冲突模式。

• 印度背景下的转型

印度武装力量在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两条边境地带行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控制线，以及与巴基斯坦的控制线。解放军在西藏日喀则空军基地前沿部署了专门平台，包括WZ-7“翔龙”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侦察平台、“彩虹”系列中空长航时无人作战航空器，以及已确认于2025年8月至9月间部署于该基地的GJ-11“利剑”隐身无人作战航空器。巴基斯坦在引进土耳其和中国的无人作战航空器的同时，也已列装其国产的“沙赫帕尔-2”和“布拉格”平台。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危机触发了紧急采购，并加速了国产化发展进程。“辛杜尔”行动在实战中验证了国产巡飞弹药，而根据《国防力量2047愿景》路线图宣布组建专门的无人机部队，则标志着认识到了需要进行结构性——而不仅仅是采购性的——回应。

• 未来常规战争中的空中力量与无人作战航空器

未来的战争将是网络中心化的——由作为系统之系统运行的小型任务导向型部队进行战斗，而无人作战航空器以其蜂群模式特别适合实现这种作战构想。通过欺骗进行防空压制这一模式，在以色列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和1982年“贝卡谷地”行动中得到验证，并在“辛杜尔”行动中得以大规模运用，当时奎奈蒂克/阿纳创公司的“女妖”喷气40靶机被用作诱饵，迫使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暴露并消耗其资源。

上述确立的条令背景，为接下来的作战评估提供了框架。